文/趙斌

群山無際，不見人蹤。團團白霧黏連在亞熱帶原始森林的綠海波濤上緩緩挪移，遙遠處的斑駁白點兒是戍邊哨所營房，高聳的茂密植物把所有生靈藏在一片靜謐中。

幻想到境外網賭電詐犯罪團伙那里“發財”的人難以想象，從偷越國邊境那一刻開始，就等于把自己生命交到窮兇極惡的境外犯罪勢力手中，沒有絲毫保證。

被“畫餅”，卻陷入萬劫不復

一隊人悄無聲息的疾行在叢林中一腳寬的小道上，領路人不時用棍子敲打著身邊過膝的野草驅趕毒蛇，“快點兒，過了山腰上的界碑可以歇歇，國境線這邊兒給逮著咱都‘廢’了。”60多歲的“黑紫臉”罵著臟話，焦躁地催促著10多個快累虛脫的二三十歲的年輕人，還有個50歲上下的“花白頭發”在大家輪番攙扶下被半拖著前行。

知情人阿甘(應本人要求此為化名)向國是直通車獨家揭秘說，四個多小時徒步之后到達鄰國的小山村等人來接，憧憬發財的興奮和莫名恐懼刺激的這群男人頻頻去找背人的角落小解，“每個人或多或少的都知道這次出去干的不是什么好事兒”。

充當中間人角色的“花白頭發”盤算著把一行人交到接頭人手中后的收益，不露聲色地繼續給大家“畫餅”，殊不知大家已置身“萬劫不復”危險境地，包括他自己。

龐大犯罪體系處處透著“詭異”

車在土路上顛簸，每人都看見了司機汗衫下凹凸形狀清晰的手槍，幾人互相交換了下眼神匆忙避開，“花白頭發”似乎瞬間想明白什么，已然分不清潮濕的座椅上是不是汗。

陰暗的房間里，接頭人是個囂張的黒瘦“豁牙”：“每人交1萬2(12000元人民幣)，偷渡的費用讓誰給你出？”中間人本來說的是“全程免費”，他卻在被粗暴帶離后再也聯系不上，此時也沒人敢吭聲。

這里沒有信用可言，規則是幾個“大佬”分別制定的，在他們各自的“勢力范圍”里，“大佬”的手下對“偷渡客”享有生殺予奪的權力。但幾乎沒人敢對正規手續出境的中國人動用非法手段，每個人都很清楚，一旦事情上升到正規程序，沒人承擔得起，那幾個“大佬”也不例外。

“電信詐騙、網絡賭博、色情直播”是這里的主要產業，幾乎所有的服務業都是圍繞這些犯罪團伙而設立。相鄰的幾個國家此類違法“生意”幾近相同，只是在“業務”方向上各有側重；侵犯的對象也有差別——有的主要針對中國受害者實施犯罪、有的不是。

在國外的這個犯罪體系中，“大佬”是頂層、最終受益人，他們在當地“黑白兩道”地位顯赫。犯罪團伙第一層是“大佬”的“代理人”，這些華人“偷渡客”在“忠誠、能力”方面深得“大佬”信任，負責打理著各個違法生意的“盤口”；“代理人”手下的諸多盤口都有專門的負責人運營管理。

“高管”都是“負責人”關系密切的親信，“中層”又是“高管”親自“帶出來”的，就像傳銷一樣層層直接發展，團伙內部這些人幾乎終生再沒有機會離開。他們心知肚明平時做的都是“傷天害理”的事，盤口打手又都有槍，出問題的甚至會直接交給“器官交易團伙”處理。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宿命，用吸毒、嫖娼、酗酒瘋狂揮霍生命來填補空虛，已經注定的結局讓所有人不敢去想明天。

犯罪得來的錢需要“洗錢團隊”層層“洗”到“大佬”手中。一方面是通過“電子錢包”“加密幣”等手段，洗錢主要還是靠從國內被“騙”去的那些人來完成。他們作為“卡販子”聯系發展國內下線把四處收購的個人銀行卡交到“運卡人”手里，“運卡人”利用各自渠道把卡帶到國外賣給“洗錢團隊”里的“倒卡人”用于洗錢。“卡販子”對卡里的贓款負責，一旦有人不講“規矩”動錢，或者是從國內收購來的銀行卡的主人在國內掛失卡、把卡里贓款取走，這些錢就由把卡賣給洗錢團隊并被控制的“卡販子”償還，還清之前被嚴格控制，限期還不上的，扒光衣服、關起來殘忍毆打、虐待，通過視頻給其家人看，讓家人還錢。依然還不清錢的，賣到窯廠、礦上等像奴隸一樣做苦力，出現傷病等情況做不了苦力的，會被無情地送到器官交易團伙。如果運氣不好碰上緊急器官需求并且又配型成功，那可能直接就跳過“苦力”環節了。

另外還有一個非常詭異的“規則”，在那里的所有“欠賬人”都可以騙國內的人偷渡過去，然后把人交到債主手中頂賬，被騙去頂賬的人就要承擔債務，經歷上述環節。“后來聽說‘花白頭發’就是被人拿去頂賬了，慘得很。”阿甘說。

嚴管之下：犯罪鏈條幾乎被卡死

這群盤踞在境外的犯罪團伙近年來越來越“瘋狂”。因為“卡販子”在中國“賬戶資金異動”監管嚴格執行之后很難搞到銀行卡，再加上喊話在外偷渡人員限期回國自首，“洗錢”作為犯罪鏈條中關鍵一環幾乎被卡死。即便境外犯罪分子用違法手段搞到錢也很難把錢“洗”到國外、拿到手中。

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數據，中國檢方僅在2020年共起訴涉嫌網絡犯罪(含利用網絡和利用電信實施的犯罪及其上下游關聯犯罪)14.2萬人。跨境網賭電詐犯罪團伙的“盤口”也隨之出現嚴重的“人員短缺”。

一位曾“臥底”犯罪團伙的不愿具名人士在接受中新社國是直通車采訪時說，“洗錢團隊”一張銀行卡基本就使用一、兩周時間，費用從幾百元漲到現在的幾萬元，漲價原因就是我國監管到位和打擊力度加大。這種“洗錢”資金在銀行卡出入很頻繁，一天幾百萬的流水要用幾百次進出款完成，贓款和卡很容易被監控并鎖定，贓款經歷的每個銀行卡的主人也會被公安機關“盯上”，幾乎不會有遺漏。疫情之后，這種監管更加嚴格。

盈科中國區董事會董事、律師陶海洋在接受中新社國是直通車采訪時認為，偷渡到國外不僅人身安全難以保證，還將面臨被以“偷越國邊境罪”追責的刑事風險；即便是為電詐網賭等犯罪活動提供下游服務或銀行卡，也將面臨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等罪名追究刑事責任的可能；從事詐騙、綁架、強行割取倒賣人體器官等相關犯罪活動的，都會根據犯罪情節和后果被苛以刑罰，甚至有被以“故意殺人罪”嚴厲追責的可能性。

陶海洋強調，不要抱有在國外違法犯罪在國內可以逃避處罰的幻想。中國公民在國外從事違法犯罪活動被國外追責后，我國刑法仍可以繼續處以刑罰。不僅“逃”不掉，還有面臨“二次刑罰”的可能。

只要不貪小便宜、嚴格遵守國家法律，不要輕信任何人的誘惑，絕對不要偷越國邊境，這樣被境外犯罪勢力傷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注：親歷者阿甘在身陷境外4個月后的2020年12月底，和在境外認識幾名同伴一起，利用當地宵禁漏洞避開看守逃出，入境后通過向相關部門求助，履行完法定程序后回家。)

關鍵詞： 犯罪團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