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鵬鵬,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西南政法大學訴訟法博士,法國埃克斯·馬賽第三大學刑事科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紀檢監察、刑事訴訟法、證據法與司法制度。他通曉八門外語、著作等身,是連通中西法律的學者,也是擁有百萬微博粉絲的網紅法律博主。但在這些光環之下,仍難掩其“匠人”本色。

(相關資料圖)

“匠人”二字,是施鵬鵬的微信簽名,也是他對自己的要求。學術一途,最為孤寂,而施鵬鵬選擇的研究方向,更是少有人踏足,同行者寥寥無幾。不過,對于施鵬鵬來說,從“山城”重慶到“水城”法國埃克斯再到北京,曾經每天工作18個小時以上、只吃面包牛奶這般苦行僧的求學路苦不足道,樂亦自知。

在施鵬鵬的學術生涯中,他總是和“最年輕”這幾個字分不開。2008年,未及而立之年的施鵬鵬成為西南政法大學第一個中法兩國大學均承認的雙料博士。2009年,他成為西南政法大學最年輕的教授,同年晉升西南政法大學最年輕的碩士生導師。

2022年,年逾不惑的施鵬鵬又一次被貼上“最年輕”的標簽,成為10位到最高人民檢察院掛職的專家學者中最年輕的一位,以學者角度近距離接觸實務工作。

今年3月,掛職期結束,施鵬鵬坦言:“這是我人生中最寶貴、最美妙的經歷之一。”

施鵬鵬在北京奧林匹克森林公園留影。(攝影:方圓記者　張哲)

“加盟”最高檢

“這名女性是被強奸殺害的,但尸體身邊的草沒有被壓彎,并不能簡單說明這不是第一案發現場,也有可能女性被害人在受到侵犯時已失去反抗能力,犯罪現場未有明顯掙扎痕跡。”

“僅憑一個紐扣掉在地上的間接證據,我們無法簡單推斷出被告人對被害人實施了暴力行為,因為紐扣掉落的原因很多,且屬于合理的疑點。”

……

參與案情討論,從專家學者的角度提出看法,是施鵬鵬在最高檢第二檢察廳掛職期間的工作日常。

“來到第二檢察廳,我感到非常興奮,因為我一直期待著參與案件的辦理。”施鵬鵬還記得,2022年3月2日上午,在最高檢一間敞亮的會議室里,10位到最高檢掛職的專家學者與最高檢領導座談交流,以此特別的入職儀式“加盟”最高檢。

于施鵬鵬而言,這次掛職經歷給他提供了一個了解司法實務的微距鏡頭,這對他的研究大有裨益。

在這期間,辛龍故意殺人案是施鵬鵬印象較深的一起案件。

案件中的被告人辛龍與被害人張某艷曾經是男女朋友關系。戀愛期間,辛龍隱瞞離婚后仍與前妻共同生活的事實,這讓張某艷感到羞怒。

2015年3月5日,在張某艷住處,張某艷與辛龍發生爭執,辛龍掩住了張某艷的口鼻,致使張某艷機械性窒息死亡。隨后,辛龍為了掩蓋罪行,將張某艷的尸體拋至樓下。

2016年1月13日,遼寧省大連市檢察院以辛龍涉嫌故意殺人罪向大連市中級法院提起公訴,其間,張某志(被害人父親)提起附帶民事訴訟。2016年8月1日,大連市中級法院以辛龍犯故意殺人罪判處其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賠償被害人家屬經濟損失31416元。

宣判后,辛龍提出上訴,遼寧省高級法院于2016年12月29日以原審判決認定的事實未排除合理懷疑,定案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為由,將此案發回大連市中級法院重審。2018年1月24日,大連市中級法院作出刑事附帶民事判決,判處辛龍無罪,駁回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張某志的訴訟請求。

2018年2月13日,大連市檢察院向遼寧省高級法院提出抗訴。但是,遼寧省檢察院以抗訴不當為由決定撤回抗訴;同日,遼寧省高級法院裁定準許遼寧省檢察院撤回抗訴。但張某志依然不放棄,繼續向遼寧省檢察院提出申訴。遼寧省檢察院經復查認為,不符合抗訴條件,決定不予抗訴。

2020年1月,申訴人張某志向最高檢申訴。2020年11月,最高檢第十檢察廳將案件移送第二檢察廳審查,這起幾番來回的殺人拋尸案,就這樣擺在了最高檢第二檢察廳的案頭。

經認真審查分析案卷材料和有關證據后,承辦檢察官認為,雖然在案證據存在一定欠缺,辛龍拒不認罪,但原判認定辛龍無罪的理由并不成立,故意殺人的嫌疑不能排除。因此,第二檢察廳多次組織召開專家論證會,聽取意見。

施鵬鵬也參與了該案的討論。“主辦檢察官在討論案件時也存在一些疑慮。在被告人辛龍離開被害人張某艷到尸體被發現之間的兩個小時,是否有他人作案,現場留下的鞋印足跡是否屬于辛龍本人,這些存疑部分需要進一步調查確認。這也是此案的關鍵之處。”施鵬鵬向《方圓》記者進一步解釋,“陌生人可能持有鑰匙開門而入,并不屬于合理的疑點,并不構成無罪的事由。”

根據承辦檢察官審查情況和專家意見,第二檢察廳決定對這起案件進行立案復查,自行補充偵查。具體措施有四點:

一是赴案發地大連市與省市兩級檢察機關共同研究本案事實證據和法律認定問題。二是復勘案發現場,重新取證。三是對辛龍本人開展調查。四是重點突破“嫌疑足跡”問題。經過調查,主辦檢察官“傾向認定現場鞋印與樣本鞋印(所采辛龍足跡)為同一人所留”。

因此,第二檢察廳認為原無罪判決確有錯誤,應該予以糾正,并提出了抗訴的意見。最高檢檢委會經審議認為原判錯誤應予糾正,于2022年2月11日向最高法提出抗訴。同年6月2日,最高法指令遼寧省大連市中級法院對本案進行再審。

2022年12月27日,大連市中級法院作出判決,認定辛龍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2023年2月,最高檢通報了這起案件的相關情況。

消弭理論與實務的隔閡

“自2022年3月掛職最高檢第二檢察廳副廳長以來,我協助領導第三辦案組,參與第二檢察廳所承擔的部分重大刑事犯罪檢察工作,具體負責涉及故意殺人罪和搶劫罪兩個罪名的案件的檢察事務,包括審查逮捕、審查起訴、抗訴等工作,開展立案監督、偵查監督、審判監督及補充偵查等監督工作。”施鵬鵬接受《方圓》記者采訪時表示,參與案件討論是他作為掛職最高檢第二檢察廳副廳長的主要工作,也是他最感興趣的地方。

“很多案件是特別值得推敲的,涉及實體程序跟證據,比如譚修義故意殺人、強奸案。”施鵬鵬說,2022年,經最高檢依法抗訴,最高法指令再審,河南省高級法院最終改判被告人譚修義無罪。這起案件引發理論界與實務界的廣泛關注,并入選2022年度十大法律監督案例。

在施鵬鵬看來,譚修義案的糾正并非因“真兇再現”或“亡者歸來”,而這恰恰體現了目前司法實踐中對疑罪從無原則的堅持。從檢察院抗訴理由到無罪辯護理由以及再審判決,均說明了案件現有證據所證事項未能達到證明標準,原判決所認定的案件事實有諸多存疑之處。

由此可見,疑罪從無原則正在深入刑事審判監督領域,在審判監督工作中堅持疑罪從無、防范與糾正冤錯案件,是我國刑事司法改革的巨大進步。

通過譚修義案,施鵬鵬深刻理解了作為法律的守護者,我國檢察官不僅承擔著控訴職能,而且也負有保護被告人合法權益不受侵犯、發現實質真實的客觀義務。在實踐中,檢察官的客觀義務常表現為全面調取證據、中立審查材料等方面,而對公正判決的追求也是檢察官客觀義務的重要組成部分。

施鵬鵬說,譚修義案的再審程序能夠順利啟動,與檢察院的抗訴緊密相關。這充分反映了檢察機關履行客觀義務、追求實質真實,面對冤錯案件必究,為無辜者澄清,做到“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決心和態度。

除處理案件之外,施鵬鵬還參與了一些司法解釋和指導性文件的起草工作。掛職期間,施鵬鵬還幫助推動最高檢和中國政法大學合作共建了重罪檢察證據分析研究基地。

“這是為了檢察系統能夠更加便捷地與專家學者取得聯系。當一些案件在證據分析方面存在問題時,檢察機關可以向專家學者尋求幫助,專家提供的想法對于案件偵破和證據補足都非常有價值。”施鵬鵬表示,重罪檢察證據分析研究基地的設立實現了理論和實踐部門之間的雙向交流,推動了證據科學學科教育、理論研究與檢察辦案的深度融合,促進了重罪檢察工作高質量發展。

2022年7月24日至29日,施鵬鵬赴云南參與最高檢“重罪案件捕訴一體機制的建構”調研,厘清檢察院捕訴一體目前存在的矛盾,總結經驗,提出加大檢察官對偵查工作的指導力度、強化重罪案件捕訴銜接、確保辦理質效等意見,形成了一系列成果。

“實務應用和理論學說相互緊密聯系,法學理論是法律實務的基礎,法律的實務應用則是法學理論的歸宿。”施鵬鵬向《方圓》記者表示,實務中遇到的案件極具多樣性,具體體現為案件情況復雜多變、證據掌握難度不一、包含社會問題不同等方面。實務中遇到的問題對相關理論的發展帶來了沖擊與啟發,更進一步證實了法學理論和法律實踐是不可剝離的。

“掛職的經歷讓我深刻地感受到,書齋里的純理性思維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與此相比,檢察官的工作流程和思維方式是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理論與實務之間仍然存在一些隔閡,這些隔閡是由于專業和職業方向的不同而產生的。而消弭這些隔閡,也是專家學者參與實務工作的意義所在。”施鵬鵬說。

在施鵬鵬看來,辦案的過程就像進行一次非常困難的推理,比在課堂上處理虛構案件的事實更加復雜。因為辦案并不是簡單地適用法律,“‘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努力實現辦案質量、效率與公平正義的有機統一”才是檢察官應當秉持的原則。

案件質量是公正最根本的前提,即應最大限度地追求實質真實,準確適用法律。此外,效率亦是公正的重要條件,法諺云,遲到的正義即為非正義,辦案檢察官應避免訴訟拖沓而給當事人權利造成侵害。

此外,辦案檢察官還需要考慮除了法律之外的其他因素,比如“天理國法人情”、社會輿論、當事人的基本觀點,甚至還需要思考如何讓這個案件辦理得更加出色,從而促進法律得到更好落實。

“對學者和實務工作者來說,需要相互啟發,共同成長。有時候開完檢委會,我和廳里的同志還會再聊上幾個小時,探討如何更好地解決問題。在討論案件時,大家都非常投入,充分發揚民主,各抒己見,暢所欲言。這樣的討論氛圍讓我感受到了最高檢內部的專業性和嚴謹氛圍。我甚至覺得,他們的討論氛圍比我們學術界還要激烈一些。”

施鵬鵬告訴《方圓》記者,原來自己以為最高檢每年只辦少量的案件,但真正接觸下來,才發現最高檢的同志們工作都特別辛苦。因為“辦的不是案子,而是別人的人生”,每位檢察官都非常認真地對待每一起案件。

“在最高檢掛職,這是我人生中最寶貴、最美妙的經歷之一。”施鵬鵬常常開玩笑說,經過一年的磨礪,自己已經準備好成為一名檢察官了。“如果有一天我被選為檢察官,我也可以從基層開始工作。我對案件的流程和檢察官的思考方式已經相當熟悉。現在,我不僅是一名教授,還是一名曾在最高檢任職的教授。在許多問題上,我可能與純理論學者存在一定的區別。”

“關山初度塵未洗,策馬揚鞭再奮蹄”,雖然掛職最高檢第二檢察廳副廳長的工作已經結束,但施鵬鵬在實務工作中形成的重要認識將一直延續在他今后的研究、思考之中。

最年輕的法學教授是怎么練成的

“說起來有些慚愧,我進入學術領域并非因為擁有高超的天賦或是有什么遠大志向。相反,我年輕時的夢想是成為一名演藝圈的明星。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的顏值不斷下降,限制了我的夢想。”施鵬鵬向《方圓》記者打趣說道。

施鵬鵬上大學時,他的大學老師就曾開玩笑地說他:“盡管你的頭腦好用,但以你內向的性格、笨拙的表達和平庸的顏值,或許只能像我一樣,在學校里做學問,當一名老師。”

“實際上,我也認識到了這一點,整個大學期間,除了每年拿到專業成績第一名和一等獎學金之外,我沒有其他的閃光點,不善于打球、不懂得文藝、不擅長社交。但是,我從小就擁有一種特質,可能是同齡人中較為罕見的,那就是好奇心。”

施鵬鵬補充道,自己后來之所以決定踏入比較法研究之路,是遇到了一些做學術研究的老師。這為他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讓他進入了一個未知的世界。

大學三年級的時候,施鵬鵬時常去聽孫長永和陳剛兩位教授的課程,這兩位教授都曾在法國留學,是當時在西南政法大學里備受矚目的青年才俊。在聽課的過程中,施鵬鵬第一次接觸到了“比較法”這一概念,并感受到了其中的魅力。

“從兩位老師那里,我初步了解了歐陸法系的刑事訴訟及證據法的基本理論和制度,決心去歐洲留學進行深入研究。”在兩位“偶像級”老師的引導和啟發下,施鵬鵬堅定地選擇了學術道路,并且確定將刑事訴訟法作為研究方向。

2004年,施鵬鵬先后考取了西南政法大學刑事訴訟法方向和法國埃克斯·馬賽第三大學刑事科學與司法制度的“雙博士生”。

在國內外同時攻讀博士,常常要往返于“山城”重慶和“水城”埃克斯之間,但施鵬鵬很享受這種奔波,并美其名曰“雞尾酒式的學習”——從國內外學界諸多前輩的經驗中汲取靈感,調制出自己獨特的風味。

幾年之內,施鵬鵬先后發表了50多篇論文,包括《法國刑事訴訟與證據制度研究》和《法國檢察制度研究》等文章,并出版了1部專著和3部譯著,引起了國內法學界的廣泛關注。

這些成果的背后是他數年如一日的苦行僧生活。“從2006年高強度閱讀開始,我的作息時間便開始晝夜顛倒,每天凌晨三四點睡,十點半起,午飯后休息一個小時,繼續閱讀、寫作。而2007年則進入了更高強度的寫作期,作息時間完全混亂不堪,累了就睡,醒了就寫,經常不知道白天黑夜。”施鵬鵬回憶道。

“研究問題,就要時刻保持好奇心。我非常喜歡福柯在《知識考古學》中的一句話,‘我努力使那些僅僅因其一目了然而不為人所見的東西為人們看見’。我喜歡追問問題的答案,這也許是我學術研究的動力來源。我經常告訴我的學生,對于那些看似真理的論斷,不要輕易地放棄追問。”

施鵬鵬攻讀博士學位時,國內學界反職權主義與當事人主義的聲音很大,但到法國后,他發現,職權主義并非他想象的那樣不堪,恰恰相反,它在許多方面比當事人主義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中國學術界之所以對職權主義有誤解,可能還是對主要的職權主義國家缺乏了解。法國是代表性的職權主義國家,但只研究法國的職權主義是不夠的,因為法國無法代表歐洲。所以,為了滿足我的好奇心,我又先后學習了德語、意大利語和西班牙語。”施鵬鵬說。

施鵬鵬在法國巴黎留影。(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在法國求學期間,施鵬鵬一共花了10萬元復印各種學習資料。為了帶回一本珍貴的法學經典著作,他甚至用數碼相機將整本書一頁頁拍下。2008年回國的時候,施鵬鵬沒有帶其他任何值錢的東西,而是花1萬多元把自己收集整理的1.2噸重的學術資料寄回國內。

2008年,獲得“2007年度中國國家優秀自費留學生獎學金”的施鵬鵬(左一)和時任中國駐法國并兼駐摩納哥公國大使孔泉合影留念。(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在施鵬鵬博士論文答辯前,國內多所高校都熱情地邀請他加入他們的教師團隊,但施鵬鵬更愿意回到母校,重慶市也對像施鵬鵬這樣的高層次人才伸出了橄欖枝。

2004年底,重慶市出臺《海外留學回國人員專業技術資格認定辦法》,為“海歸”博士直接申報正高職稱掃清了觀念和體制障礙。2008年,施鵬鵬順利獲得西南政法大學訴訟法博士學位和法國埃克斯·馬賽第三大學刑事科學博士學位。2009年,重慶市職稱改革辦公室發布了《2009年度重慶市海外留學回國人員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擬批準人員公示》,施鵬鵬因其“個人成果突出”,在擬任“教授”的人員名單中名列第一。

就這樣,未及而立之年的施鵬鵬成為西南政法大學最年輕的教授。要知道,如果按照中級、副高、正高的職稱評定程序,即使每一個環節都不耽誤,施鵬鵬至少需要6年才能當上教授,而當時他回到母校從事教學工作還不足半年。

但年少成名最忌浮躁,導師孫長永就曾多次告誡施鵬鵬:“千萬不要覺得教授也當上了,就不做學問了。相反,要用更多的研究成果來證明你確實對得起‘破格任用’。”這種氛圍讓施鵬鵬覺得很受用。在他看來,正是學校領導和學界前輩的告誡,讓他能夠時時刻刻保持著清醒的學術頭腦。

講臺上的“鬼故事”

采訪中,施鵬鵬數次跟《方圓》記者提到電影《阿甘正傳》里的一句話:“我總是向目標奔跑著,但從未想過,跑可以給我帶來什么。”這句話如同他的座右銘,也是他的真實寫照——對于人生和學問,他總是不遺余力地朝著目標奔跑。

與普通學者不同,從博士到教授的身份切換,對施鵬鵬來說只是一步之遙。在他從學生變成教師的幾個月里,每次講課前的一兩天,他都會感到非常緊張。半夜睡不著覺,他就會起身對著鏡子一遍遍地試講。

在刑事訴訟中,人命關天,法律條文極其嚴謹。如果照本宣科地講,課堂就有可能變得索然無味。施鵬鵬說,為了像導師孫長永一樣,做到讓課堂深刻又生動,他每堂課都會先給學生繪聲繪色地講故事,講完一小段后,再讓學生“且聽下回分解”。

有一次,施鵬鵬講了一個與自己有關的“鬼故事”。一天晚上,他被一個面無血色的女孩攔住,女孩請求他幫助。女孩說她家里失火,全家人都被燒死了。有人看到縱火者了,但當地公安機關卻不立案。施鵬鵬告訴女孩,檢察機關有立案監督權,像這種情況,她可以向檢察機關反映,請求他們介入。

案件偵破后,施鵬鵬才知道那個女孩也在大火中被燒死了,來學校找他伸冤的是一個鬼魂。施鵬鵬講得眉飛色舞,學生聽得驚心動魄。故事講完后,他說:“好了,今天我們就講‘程序正義與怨念——立案監督權’。”大家這才恍然大悟,故事里的每一個精彩情節,原來都與這堂課要講的法律概念有關。

施鵬鵬活潑生動的教學方式吸引了大批學生。到施鵬鵬上課時,一間大教室能擠下四五百名學生,連空氣都變得稀薄。最火爆的時候,連上課都需要點名,但點名并非為了追求出勤率,而是為了騰出位置。如果有選了課但沒有位置可坐的學生,施鵬鵬會點名確認,如果確實是沒選課來旁聽的,這個人就無法占用座位,只能自己帶一個小馬扎或者站著聽課。

這些方法行之有效,后來被施鵬鵬帶到了中國政法大學,并運用在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之中。

施鵬鵬目前的課程主要有兩門,一門是刑事訴訟法,另一門是證據法。這兩門課程都面向本科生和文科碩博士生。此外,還有一門紀檢監察課程,也面向以上學生。

“雖然有些案件不能透露,但是案件處理的思維方式可以讓教學更加貼近實際。”施鵬鵬在最高檢的掛職經歷,也被他帶到了課堂上。在他的教學中,法治不再是僵化的概念,也不僅僅是課本上的抽象表達,而是一個個具體的案例,里面不僅有法理,也有社情、世情與人情。

在中國政法大學,施鵬鵬不僅是高校教師,也是一名學者。當前,施鵬鵬主要在證據研究院做研究。

每天早上7點半,回歸到“匠人”身份的施鵬鵬就會到辦公室工作,一直到晚上10點才回家休息。每天他都會花4到6個小時聽外語聽力、背詞匯、學語法,晚上還要進行復習——在中國政法大學的數年時間里,施鵬鵬做了一件在學術界看來性價比很低的事,即把以前掌握的四門外語拓展到了八門。

這種學外語的習慣一直延續到去最高檢掛職的日子。第二檢察廳的同志們時常能聽到施鵬鵬學外語的聲音。

“他想要學習哪個國家的法律,就會先學習該國的語言,這是一件令人十分欽佩的事兒。他身兼數職,卻都能有條不紊地做到極致。更難能可貴的是,他是一個十分健談有趣的人。我很有幸能有機會在他手下工作這么一段時間,受益匪淺。總的來說,我覺得他是一個忙時有序,閑時有趣的人。”第二檢察廳檢察官助理趙麗娜頗為敬佩地說道。

“給予人知識,也給人帶來快樂”

“除了‘匠人’本色,施鵬鵬也展現出與他年齡相匹配的特質。作為一個‘80后’,他并不是嚴肅古板的學者。實際上在生活中他是一個開心果。”第二檢察廳主辦檢察官柴乃文告訴《方圓》記者,不管是掛職副廳長還是教授,施鵬鵬都沒有“官譜”。

施鵬鵬(左)與最高檢第二檢察廳主辦檢察官柴乃文(中)、檢察官助理趙麗娜(右)討論案件。(攝影:方圓記者　張哲)

無論多忙,施鵬鵬都會跟廳里的同志討論最新發生的案件,分享域外法律知識,也會抽時間為自己指導的研究生開“施門”讀書會,一起閱讀最新的法律文獻,分析最前沿的法學理論,以實現“教學相長”。

參與案情討論,從專家學者的角度提出看法,是施鵬鵬(右二)在最高檢第二檢察廳掛職期間的工作日常。(攝影:方圓記者　張哲)

在第二檢察廳檢察官助理(借調)偰錦良看來,施鵬鵬是一位通曉多國語言的學者,特別擅長研究證據法學,對比較法的研究也很深入。“從比較法的角度,他認為我們國內對于證據的把握與國際上存在一些不同或者區別,甚至不足。他有自己獨特的見解,并能夠由淺入深地解釋,幫助我們從理論角度提高辦案水平。”

更難能可貴的是,施鵬鵬雖著作等身,但也擁有資深法律學者難得的灑脫和幽默感。

“施鵬鵬的‘腦容量’巨大,這使得他不僅是純粹的學者,還能巧妙地將實務和學術研究結合起來。”柴乃文說,施鵬鵬對非法證據排除的理解非常深刻,他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檢察官們解釋學術原理,提升了檢察官的辦案能力。

不僅如此,施鵬鵬在微博上有近百萬名粉絲,是具有相當影響力的法律博主。他時常以“滯銷書作者”“賣書的”等元素以及各色動圖與表情包等編成段子,給微博粉絲增加了不少樂趣。

在掛職結束前,施鵬鵬發了一條微博,說自己給第二檢察廳重罪講壇講完課后去理了一次發,“突然發現頭發白完了”,配圖是電視劇《狂飆》里白了頭的張譯。

藝人胡歌在官宣生女后,被發現是福建女婿,施鵬鵬再次抓住這一“營銷”熱點,普及了一次自己的新書。從熱門電視劇到近期的熱點新聞,施鵬鵬始終在“沖浪”一線,這也是他苦心琢磨出的“營銷”法律之道。

“我在微博上會營銷自己的法律觀點、法律書籍,利用當前流行的‘梗’來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找到他們擅長的領域,并盡快形成共鳴。”施鵬鵬說。

在每天坐車通勤的時間里,施鵬鵬會用10分鐘的時間發一條微博,以保證每日更新。“我會用有趣的方式來包裝我的觀點,讓讀者在不知不覺中接受它們。”

“但我和其他老師的方式不一樣,他們的刑法素材是很生動的,用案件來普法能取得很好的宣傳效果。而我做的是技術理論研究,所謂的‘營銷’是一個引人入勝的噱頭,旨在讓讀者關注比較法的研究。”

施鵬鵬坦言,他重點研究的比較法是一個相當小眾的領域,很少有人為之付出精力,學生投入其中的性價比并不高。因此,他希望通過一些“營銷手段”來吸引大家關注各個國家是如何研究比較法的,更希望年輕的學生能夠更加重視這些學說,更多地專注于這一領域,并且能夠在國際規則方面有所涉獵,以提高我國的話語權和規則制定能力。

作為施鵬鵬的同事兼同鄉,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教授劉家安告訴《方圓》記者:“我從事民商法學的教學研究,與他的專業領域比較遠。即便如此,我也知曉他在專業領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績,這不僅體現在其學術研究方面,也表現在其對現實法律問題的關切。”

在微博里,劉家安時常扮演施鵬鵬的對立角色——“暢銷書作者”。“在虛擬世界中,我們倆算是相愛相殺吧。愛生活,愛智慧,不僅給予人知識,也給人帶來快樂,這就是施鵬鵬。”劉家安說。

對話施鵬鵬:細節決定成敗

我想告訴年輕的法律人,從現在開始,要培養自己嚴謹的法律思維和習慣,這將決定你未來的職業發展

《方圓》:你在工作中是高校教師、專業學者,但在微博上卻是一名活躍的法律博主。你是如何靈活切換這兩種身份的?

施鵬鵬:這與我的性格有關。我屬于偏雙重性格,更愿意接觸新鮮事物。在高校上課時,我接觸的是年輕學生,如果不了解學生的心理和關注點,就難以上好一堂課。獲取最新知識的最便捷來源是互聯網。要做好教育,就要了解年輕人,學會轉換角色,像年輕人一樣成為網絡使用者和傾聽者。

雖然我時常上微博、發微博,但實際用微博的時間很短。新的表情包和動圖是我偶爾看到就會順手存起來的。因為按照我們教育工作者的理念,圖片和視頻比文字更具可視化沖擊力。現代生活節奏快,微博比較受大眾歡迎。同樣,短視頻平臺也很受歡迎,如果時間允許,我也很愿意接觸各種新媒體。

《方圓》:你現在每年帶一到兩個博士生,對學生提出了較高要求。這源于哪方面的考慮?

施鵬鵬:我對學生要求嚴格,這可能與我在法國求學期間導師對我要求嚴格有關。

法國求學經歷帶給我最大的影響是“細節決定成敗”理念。我的導師西瑪蒙蒂教授是一位非常嚴謹的老師,我和她始終保持著嚴謹的師生關系。雖然我的語言能力很強,但用法語寫博士論文仍然有難度。在修改論文時,她經常把我的論文改得像花貓一樣,一頁紙甚至可以改幾十處。

寫博士論文期間,有兩件“小”事讓我受益終身。第一件事是特殊符號的全角和半角。我用的是中文系統的筆記本電腦,因此某些特殊符號會自動轉化為全角符號,西瑪蒙蒂教授對此非常生氣。她說:“我希望你提交的是一份你認為最優秀的論文……而我提供的意見則是專業的學術意見,我不愿意看到非專業問題。”

第二件事是學術引用。我論文中的所有引用都嚴格按照學術要求,本以為不會有太大問題,但西瑪蒙蒂教授還是在稿件上畫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我百思不得其解,她解釋道:“你引用的一些書目,已有最新版。請參見最新版。”我這才恍然大悟。

在法國,許多經典作品,尤其是教材的更新速度很快,通常一至兩年就會出新版本。作者的觀點可能在新版本的作品中得到修正。因此,引用原則上必須以最新版本的作品為限。

回過頭來看,可以說是導師的風格影響了我現在的教學工作,對文章精益求精,對學生要求嚴格。

另外,我還有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中國政法大學是主流的法科大學,本身對學生的專業要求就較高。另一方面,我深刻理解了“我們辦的不是案子,而是別人的人生”這句話的意義。

法律專業的學生如果沒有高超的法律素養,未來在實務工作中就會很可怕。任何一個錯案都會給自己、他人和社會帶來很大的傷害。尤其是我們政法大學的碩士和博士,這些人在一流的法學院畢業并取得很高的學歷,如果沒有接受過嚴謹的法律專業訓練和思維訓練,對整個法治事業的傷害就很大。

《方圓》:你通曉英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等八門外語,為什么學法律的人還要會多國語言?

施鵬鵬:在學術界,大陸法系目前還比較空白。我們努力做好學術研究,為的就是盡可能去彌補一些空白。語言是打開這個國家和世界的鑰匙,要了解這個國家,必須先學會這個國家的語言。

我的導師孫長永帶我進入了法律的世界。他有一句口頭禪:“每學會一門語言,就相當于掌握了打開一個民族的鑰匙,打開一個國家歷史的大門。”現在世界上還存在一些主流國家或者非主流國家,它們曾經在歷史上輝煌過,有獨立的語言和文化。如果想了解它們,那就要去了解它們的過去,了解它們走的是什么樣的道路。這條道路有經驗也有教訓,我們學習它們,才能明白我們中國之路該怎么走。

我認為學語言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不管資歷高低,我們生來就會說話,只是說不同方言罷了。就像說普通話、閩南語或客家話,只要下決心去做這個事情,持之以恒,學外語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

雖然每個人的天賦不同,但每天的時間都是一樣的,努力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在過去的十幾年里,我做了幾件在學術界看來性價比很低的事情,那就是學了八門外語。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專注于學習外語,做了很多基礎性的研究,而不是應用型的研究。這樣厚積薄發,自然而然地獲得了成功。

《方圓》:掛職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廳副廳長的經歷,對你的教學工作帶來了哪些啟發?

施鵬鵬:掛職最高檢第二檢察廳副廳長的經歷,讓我深刻認識到每位檢察官和司法工作人員在辦案過程中所肩負的重大責任。他們所處理的案件不僅關系到幾個家庭的幸福,更關系到老百姓對公平公正的感受。因此,作為一名教師,我們必須從學校階段開始,培養學生嚴謹的法律思維和扎實的法律功底,以避免他們在日后的職業生涯中犯下嚴重錯誤。

掛職期間,我與許多檢察官和司法工作人員互相啟發、互相討論,共同探討許多法律問題、事實問題和證據應用問題,這些討論非常嚴謹和慎重。我認為,這種嚴謹的法律思維和習慣,最早是從高校開始奠定的良好基礎。因此,我想告訴年輕的法律人,從現在開始,要培養自己嚴謹的法律思維和習慣,這將決定你未來的職業發展。

《方圓》:你在微博上常自稱“滯銷書作者”和“賣書的”,可以給法律人推薦一些書目嗎?

施鵬鵬:對于法律人來說,閱讀書目越廣泛越好。我并不特別建議只讀狹隘的書目,法律人除了閱讀專業書籍,還應該廣泛閱讀更多的人文社科書籍。

至于我自己的書籍,我很想推薦和推銷它們。我的書涵蓋主流國家政治制度系列,包括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荷蘭、葡萄牙、俄羅斯等國家的證據法和刑事訴訟制度。我的書與其他學者的書籍有所不同,因為它們涉及更多的比較法,包括國際主流國家和一些非主流國家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我的書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可參照的樣本,這些參照不一定是借鑒,也可能是反思。

總的來說,我的書提供了一個生動的國際場景。通過閱讀我的書,我希望更多年輕人能夠加入比較法研究,既立足中國本土實踐,又具有國際化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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