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機關以聽證方式公開審查案件是提升辦案質量,擴大司法公開,保障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的重要方式。2020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聽證工作規定》(下稱《聽證規定》),為檢察聽證工作提供了明確、細致的規范依據。但在司法實踐中,筆者發現,檢察聽證工作的開展仍存在很多難點和不足,提升檢察聽證質效仍須進一步完善工作機制。

程序啟動的規范性亟待加強。對于同類型案件是否啟動檢察聽證程序,各地區、同一單位的不同檢察官之間做法不盡相同,聽證標準不一,有的重數量忽視質量,聽證價值大打折扣,聽證會變成見證會,無法真正實現檢察聽證的目的。

聽證員的抽選機制仍須完善。目前各地檢察機關陸續開展聽證員選任工作,并建立聽證員人才庫,在選任過程中,通常采取組織推薦和個人自薦相結合的方式,有的地方選任過程相對簡單,沒有進行人員分類,沒有明確相關人員的比例要求。有的聽證員發揮作用有限,部分聽證員并不掌握法律相關知識,對法律專業性問題不能很好地理解;部分聽證員對案件相關材料了解不充分,到了聽證會現場才開始了解案件,很難深度參與案件評判,容易被“帶節奏”“隨大流”。部分聽證員不愿,甚至不敢表達真實觀點,在聽證活動中表現消極,有所顧忌,存在聽證員“聽而不證”的情形。

公眾參與率尚須提高。公開聽證是檢察聽證的基本方法。《聽證規定》中規定“擬不起訴案件、刑事申訴案件、民事訴訟監督案件、行政訴訟監督案件、公益訴訟案件的聽證會一般公開舉行”“公開聽證的案件,公民可以申請旁聽,人民檢察院可以邀請媒體旁聽”“經檢察長批準,人民檢察院可以通過中國檢察聽證網和其他公共媒體,對聽證會進行圖文、音頻、視頻直播或者錄播”。但目前來看,公眾、媒體的主動參與程度不高,有的公開范圍僅限于聽證活動結束后在“兩微一端”上發布聽證活動信息。

對此,筆者建議從規范聽證機制的實體內容和運行程序入手完善檢察聽證工作。

一是進一步細化檢察聽證適用案件范圍,強化在存有爭議的案件中適用檢察聽證機制。筆者認為,適用檢察聽證的刑事案件可以界定為以下三種:必須適用檢察聽證的案件,如相對不起訴案件等具有一定終結性的案件;鼓勵適用檢察聽證的案件,如有重大社會影響案件或較為典型案件,可以很好地起到釋法說理,有效消除社會疑慮和公眾不合理猜忌的案件;可以適用檢察聽證的案件,以是否有益于提升辦案質量為目的,針對在事實認定、法律適用、案件處理等方面存在爭議的案件,通過聽取偵查機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證人等各方意見,使檢察機關更清楚地了解案情,落實相關證據,排除非法證據,方便案件辦理。有觀點認為,案情簡單、無爭議的相對不起訴案件無需啟動檢察聽證程序,避免浪費司法資源。但筆者認為,將相對不起訴案件納入檢察聽證程序,有利于規范檢察權運行。不起訴權,是檢察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裁決具有一定的終局性,理應重視。近年來,隨著我國法治的進步,越來越多的檢察官開始積極依法行使不起訴權,故而有必要引入外部監督機制,規范不起訴權的適用。

二是完善聽證員參與聽證活動的配套機制,使聽證員的話語權得以充分保障。首先,在聽證員的選任方面,一般應采用隨機、客觀、不被人為因素干擾的選取機制和方法。其次,探索分類抽取機制,為選取到更合適的聽證員,應該對聽證員進行分類抽取,如參與刑事案件聽證工作的聽證員,如刑辯律師;善于釋法說理的人民調解員、基層工作者;有專業知識背景的專家、學者,如醫學專家、金融分析師等。實踐中,基層有專業知識背景人才,如專家、學者等是非常緊缺的,無法滿足聽證的現實需求,有必要在省市級層面建立檢察聽證專家人才庫,完善相關調度機制,滿足基層院檢察聽證會對專家聽證員的需求。

三是探索多元化的主持人機制。隨著檢察聽證適用案件范圍的進一步擴大,爭議性案件,尤其是聽證當事人與檢察機關意見存在沖突的刑事案件也會適用聽證程序,此時再由原辦案機關或辦案檢察官擔任主持人難免引發不客觀、聽證當事人不信服的隱患,影響司法公信力,筆者建議對此類案件,可由其他級別或轄區檢察機關的檢察官擔任主持人。

四是進一步簡化聽證程序。為高效息訴化解信訪矛盾,控告申訴檢察部門在群眾來訪接待工作中積極探索開展簡易聽證。筆者認為,應進一步探索完善簡易聽證程序,不僅簡化公告等聽證準備程序,聽證會流程也可以根據案件具體情況適當簡化,簡易聽證還應擴大聽證案件的“面”和“量”,不只是適用于涉檢信訪案件,對于不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多方矛盾、特殊專業領域案件,均可以考慮適用簡易公開聽證。

五是堅持“以公開促公正”理念,切實提高公眾參與度。切實完善和實施會前公告制度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同時,多方面利用新媒體、報刊網等平臺發布聽證會會前公告。根據案件需要,可以在聽證當事人所在的社區、單位發布聽證公告,通過中國檢察聽證網和其他公共媒體,對聽證會進行直播、錄播,拓寬檢察聽證公開途徑,提高公眾參與度。

(作者單位:河北省滄州市運河區人民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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